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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说法] 要求办错案机关赔偿算不算敲诈?上访是否属于要挟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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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权编辑 发表于 2015-8-6 16:21:29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要求办错案机关赔偿算不算敲诈
上访是否属于要挟手段?
       ----王金莲卫元喜的行为构成敲诈勒索罪吗?

    编者按:2015年3月,山西省绛县农民卫元喜、王金莲夫妇被指控犯敲诈勒索罪,遭逮捕关押。
    源头却需从10年前说起。2004年12月30日,卫元喜与同村村民孙大海互相撕扯,2005年6月29日,绛县公安局以卫元喜涉嫌伤害罪立案,同日绛县公安局出具了刑事科学技术鉴定书(2005绛公法检字第84号):孙大海眼部外伤致右眼视力下降,构成轻伤。2005年6月30日,卫元喜被绛县公安局以涉嫌伤害罪刑事拘留,并提请检察院逮捕。2005年7月12日,绛县检察院对卫元喜不予批准逮捕,理由是“孙大海所做法医鉴定不符合法律规定,请重新鉴定。”绛县公安局对于“法医鉴定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解释是:“法医鉴定的两个签字人中,其中1人不具有法医资质”。2005年7月8日,孙大海因将卫元喜打成轻微伤被行政处罚200元。 2005年7月18日,公安局在隐瞒法医鉴定存在问题的情况下,主持双方达成调解协议,卫元喜赔偿孙大海3500元,孙大海答应“撤诉”。2005年8月11日,绛县公安局做出“撤销案件决定书”,理由是“受害人孙大海撤诉”。
    卫元喜夫妇后来得知了案件撤诉真相,认为案件既然撤销就说明关押错了,应该得到一个说法和赔偿,并且认为绛县公安局在办理其案件过程中还存在其他诸多违法行为。但有关部门一直不承认存在这些问题,更不承认属于错案,也不予赔偿。在这种情况下,卫元喜夫妇二人不断的上访,希望通过上访求得一个公道。上访持续近10年之久,一次又一次,信访部门对他们的要求“不予支持”,“案件予以终结”。这期间,有关部门或者因为上访扣分的压力,对王金莲卫元喜拘留多次(王金莲称有13次),也有时给予一些钱(是否因为害怕原来公安办理的卫元喜伤害案件属于错案被追究?),但始终没有一个正式的说法和赔偿。10年上访路,卫元喜一家正常的生活完全被打乱,子女的生活、学业也受到影响。卫元喜夫妇因此提出的赔偿标准也越来越高。
    绛县公安局认为:自2006年以来,王金莲卫元喜不服对卫元喜涉嫌故意伤害案的处理结果进行上访,2007年经三级信访终结,二人仍不服。在全国两会、国家重大节日、重大活动期间多次进京非访。以进京上访相要挟,共计索要现金4.9万元。2015年2月,再次以如不让其夫妇二人进京上访告状,必须给他们不少于120万元的赔偿条件相要挟。故构成敲诈勒索罪。
    究竟卫元喜王金莲的行为是否属于敲诈勒索?公安机关撤销了案件是否就意味着这个案件属于错案?上访是否属于要挟?索要赔偿数额何为多何为少?已经由信访部门作出终结决定后上访人还有没有权利上访?非访的说法有无法律依据?就这些对于农民或任何公民都非常重要的一些问题,农民权利网对话北京市农权律师事务所主任王焕申。

    一、绛县公安机关撤案后是否意味着原案属于错案?
    农民权利网:一切的问题因10年前绛县公安局指控卫元喜犯伤害罪引起,那么,绛县公安局2005年对卫元喜犯有伤害罪的指控是否属于错案呢?
    王焕申:2005年6月,卫元喜涉嫌故意伤害罪被绛县公安局刑事拘留。后因法医鉴定错误撤销了该案。这就是一个明显的错案,卫元喜有权利获得绛县公安局的赔偿。但卫元喜夫妇上访近10年,各级信访机关对于这样一个基本问题都没有一个正确的结论。绛县公安局认为撤销案件的原因是“受害人孙大海撤诉”,一直不承认这是一个错案。但稍微学习一些法律的人都知道,公诉案件是不能因为所谓被害人的要求而撤销的。加害人受害人(即犯罪嫌疑人与被害人)双方只能就民事赔偿问题达成协议。
    即使2012年经过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增加了“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也没有规定公安机关可以因当事人和解具有撤案权。公安机关只有向检察院提出从宽处理的建议,检察院可以决定不予起诉,法院可以依法判决从宽处罚。而在2005年8月,则还没有这种“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
    所以,假如绛县公安局真的是因被害人的要求而撤销该案,这更是一种违法错误行为,是不允许的。我分析,绛县公安局不应该犯这样的低级错误。
    不管怎样,因对孙大海的伤情鉴定没有认真审查,根据一份不具备法律效力的法医鉴定,做出孙大海伤情属于轻伤的错误结论,进而对卫元喜按伤害罪立案,这是一起明显的错案。
    除非绛县公安局依法对所谓被害人孙大海的伤情进行重新鉴定,如果仍然属于轻伤以上,以此对卫元喜进行公诉。否则,就必须承认原立案属于错案。

    二、绛县公安局是否应该因刑事拘留错误赔偿卫元喜?
    农民权利网:绛县公安局错误立案,应该承担哪些责任?
    王焕申:《国家赔偿法》第17条规定:“行使侦查、检察、审判职权的机关以及看守所、监狱管理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职权时有下列侵犯人身权情形之一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
    (一)违反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对公民采取拘留措施的,或者依照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条件和程序对公民采取拘留措施,但是拘留时间超过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时限,其后决定撤销案件、不起诉或者判决宣告无罪终止追究刑事责任的;”根据以上规定,绛县公安局须承担对卫元喜错误刑事拘留的赔偿责任。  
    不仅如此,法医鉴定为什么会出现错误,为什么没有法医资格的人去做法医鉴定?如果是通过关系故意加害,那问题就更加严重了,这可能涉及诬告陷害罪以及其他犯罪。
    另外,我看到的法医鉴定书,是以孙大海视力下降的理由鉴定为轻伤的,但却没有证据证明孙大海原来的视力情况,那又怎么得出视力下降的结论的?所以,法医鉴定中存在的错误,可能不仅仅是公安机关承认的签字人没有法医资格的问题。卫元喜夫妇一直认为是人为的捏造加害。绛县有关部门对于法医鉴定的真相从来没有说明。卫元喜认为正是因为公安局隐瞒了法医鉴定的真相,在他以为“被害人的伤构成轻伤”的情况下,才同意了与对方孙大海签订和解协议并支付3500元钱。
    我们看到,卫元喜夫妇的一开始的诉求其实主要包含了三个方面:(1)公安局对于卫元喜的伤害罪立案是错误的,对其关押应该予以赔偿;(2)法医鉴定究竟是怎么错的,应当查清予以说明,并根据是否故意等情节予以追究责任;(3)卫元喜支付给孙大海的3500元,是在公安局告知其不赔偿就不能撤销案件的情况下才做出的,应该重新处理。既然原来的孙大海轻伤鉴定结论错误,双方都是轻微伤(孙大海是否属于轻微伤都难以证明),为什么只让卫元喜赔偿孙大海呢?
    之所以王金莲夫妇一次又一次上访,正是由于这些明显的问题没有查明,没有结论。虽然中间给了一些钱款,但有关部门始终认为这不是一种赔偿款。也正是这些原因,才导致他们一直上访。伴随着时间的拉长,损失和伤害不断增加,又一次次被拘留,不能照顾孩子,整个家庭的生活都处于严重的不正常状态。所以,他们最终索要的数目也不断增加。你可以拒绝他们的赔偿要求,如果通过诉讼或调解,他们的赔偿数额要求也不一定百分百得到有关部门的认可和支持,但他们是不是有这种提出权和请求权?当然有(要求与要求是否能够实现是两个问题)。这样一来,王金莲卫元喜3方面的诉求演变成了4个方面。

    三、王金莲卫元喜的行为是否构成敲诈勒索罪?
    农民权利网:王金莲卫元喜要求赔偿或接受赔偿是否属于敲诈勒索性质?
    王焕申:不属于。要构成敲诈勒索罪,必须同时符合两个基本条件:一是在主观方面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二是在客观方面使用了威胁或要挟的手段强索财物。对照王金莲夫妇的行为,显然不符合这两个条件。
    要求赔偿或接受赔偿只要是具有合法的依据就不属于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换句话说就是我要的是我应该得的,是法律所保护的。
    那么,卫元喜夫妇要求赔偿是否合法呢?
    因为绛县公安局对卫元喜刑事拘留错误,他们夫妇就取得了要求政府赔偿的权利,要求赔偿的行为属于维权行为,当然是合法的。至于要求赔偿的数额究竟多少合适,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判断。只要赔偿要求具有合法的依据,则数额多少都是合法的。
    农民权利网:要求120万元也是合法的吗?
    王焕申:当然。第一、数额的增加或减少不会导致质变。也即是说,如果索要1元钱赔偿款是合法的,那就意味着要求赔偿是有合法依据的。那么,索要10元,索要1万元,100万元,同样是有合法依据的。这里说的有合法依据是指要求赔偿的要求性质本身,至于数额多少不是性质问题,是数量问题。法律从来不可能就赔偿问题规定一个死的数额,因为不同的案件情况是千差万别的,每一个人对赔偿数额有着自己的理解。比如就卫元喜案,他被错误关押15天,应该要求赔偿多少呢?不同的人,不同的律师的算法可能会完全不同。比如有的可能会把精神伤害赔偿加进去。不管法律是否有规定,有关部门或法院可以支持或不支持这种要求,但不能禁止人们提出要求。只要允许要求,那么精神赔偿的数额恐怕就大相径庭了,同样一个伤害,有人认为应该赔偿精神损害100元,也会有人认为100万元都不足以弥补,也可能有人认为不存在精神损害(比如对于经常作恶的地痞流氓来说)。所以,法律不可能对于一种合法的要求行为根据其数额多少界定为合法非法无罪有罪。如果那样,谁还敢提出要求呢?有关部门或法院认为数额多就不予支持好了。事实上,往往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二审法院可能予以支持。因此,第二、没有谁能够充当数额多少才是正确的认定员;即使法院等主管部门,也只是有一种决定权或裁决权。但这些部门的裁决,并不意味着全部正确,当事人仍然可以申诉要求改变。正确的判断与有效力的裁决是不同的两个概念。
    还有一点,在公安局认定王金莲卫元喜的“敲诈”数额中,大部分是对方主动提出给的,不是他们要求的,更不是强索的。

    四、上访属于要挟的手段吗?
    农民权利网:你的意见是卫元喜提出赔偿要求是合法的。那么采取不赔偿就上访,而且是找重要的时间节点比如“两会”期间去上访,这属于合法行为吗?属于要挟手段吗?
    王焕申:信访、上访、申诉均属于法律规定非常明确的公民权利。不能把上访(为了解决自认为的冤屈而进行的上访)本身确定为非法甚至犯罪,不管什么动机,有无冤情(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判断),只要上访过程中没有伴随其他诸如扰乱秩序、毁坏财产、伤害他人等违法行为,上访本身的行为当然不属于违法,也就谈不上威胁要挟。一种合法行使权利的行为怎么会属于要挟呢。把在重要时间点的上访视为违法就更是荒唐。上访喊冤,当然要考虑怎么更加有效,只要法律没有禁止,老百姓就可以为。当然我建议每个公民在行使自己的权利时,一定要注意到效果和成本。既然越级上访或某些时间点的上访会遇到阻力,上访前应该考虑到这些情况。另外,为了效果考虑,建议先考虑走诉讼渠道,因为上访一般很难真正解决问题,这也是我一贯的观点。
    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一个政府部门也不可能构成被要挟的对象。从逻辑上,找政府反映问题不可能同时成为要挟政府的手段。
    事实上,绛县地方政府或有关部门阻止卫元喜夫妇上访,不应该是害怕他们上访是否存在违法,更不是因为害怕上访本身,而是害怕:第一、到北京上访就扣分的制度规定。事实上,绛县有关部门和人员确因卫元喜夫妇的上访,公安局副局长、派出所所长、副镇长等多人受到了党内严重警告或警告处分;第二、自身确实存在错误问题。卫元喜涉嫌伤害罪的案件属于错案,应该追究责任并予以赔偿。
    退一步讲,不管上访人的要求是否合法合理,上访人采取上访方式本身也不可能属于要挟。如同索要赔偿的数额每个人的判断不同,一个要求是否合法合理实际也是难以判断的,人人有着不同的观点。敲诈勒索必须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也就是说实施人在主观上是明知其索要的财物是非法的不应该取得的。比如偷拍了某人的照片,以不给钱就曝光索要钱财。
    我们简单总结一下,如果要求赔偿合法(不以非法占用为目的),采取的手段比如上访也合法,当然不构成敲诈勒索;只有赔偿要求不合法(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又采取了不合法的威胁或要挟手段强索财物,才构成敲诈勒索性质。

    五、何为非访,以及信访部门做出案件终结决定后,还有没有申诉的权利?
    农民权利网:何为非访?
    王焕申:非访也就是非正常上访,很多人会理解为非法上访。在法律上没有这种规定。地方有一些规定,如吉林省吉林市甚至把非访定性为犯罪。有些地方将越级上访、到某些地方上访、终结以后又上访、无理上访缠访等等均视为非正常上访。
    这些地方关于非正常上访的规定内容,一是没有法律依据,地方规定这些超越了权限,是明显违法的。比如越级上访怎么可能属于违法呢?信访条例虽然规定了上访的程序和级别,但这是对信访部门应否受理划定了界限。如同诉讼法规定某种起诉应该归哪一级法院管辖一样。你越级上访,信访部门可以不受理,越级诉讼法院可以不立案。但不能定为违法进行制裁。事实上,有不少的上访信访虽然属于越级,但有关部门却是受理的,国家领导人也经常受理越级的上访。因为某些冤案不越级就不能解决啊!二是很不科学,无法确定。比如无理上访缠访。什么叫无理上访?谁来确定有理无理?这本身就不是一个法律概念,也不是科学严谨的说法。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如果按有理无理来断案,那么法律还有什么用?法官审理案件是否也按照有理无理进行判断。我国施行的是法治,上访领域肯定也一样,只要没有违法,谁也没有权力禁止和追究。许多冤案错案正是某些人某些部门认为上访人申诉人无理后又平反纠正的。所以,三是非访的规定会堵住公民救济的通道,不利于冤案错案的解决,会损害公民的基本权利,影响社会的稳定。现实中,也确实有一些上访的问题不能再有新的结论,但你不能因此就阻止他表达他的意愿和诉求。他一次又一次表达,你信访部门可以一次又一次拒绝。这本是一种正常的秩序。政府不能因此认为麻烦,因麻烦就要使用强硬手段。何况事实上,自认为无理不合法的上访又有多少呢?更多的可能只是判断的水平不同。比如,一个20年前某县政府非法占用了某农民的土地,事实是非常清楚的,县政府也承认当时违法。但究竟怎么解决呢?这就涉及到很多比较专业和复杂的法律问题。律师法官都会有多种不同甚至完全相反的判断,又怎么能够要求一个普通农民做出所谓正确的判断呢?你信访部门对此做出了一个终结结论,难道农民不接受就不能继续申诉上访?难道再申诉上访就是无理上访,就应该被拘留关押?
    这里还涉及一个这样的问题:不同的渠道,结论可能是完全不同的。比如上述20年前的县政府非法占地问题。如果通过诉讼要求法院确认,已经超过了最长的诉讼时效,这意味着农民当事人虽然有理但已经不能胜诉。但如果不通过诉讼,而是上访控告,就没有时效问题。上级政府完全可以也应该予以追究县政府的非法占地问题,不管事情已经超过了多少年。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个问题绝不是那么简单,一般来说,不具备专业法律知识的信访机构是难以裁断这些复杂问题的。所以,信访机构作出终结信访决定一定要慎重。更不能认为终结决定就等于终结真理,把当事人以后的诉求视为违法甚至犯罪。
    这个问题还提醒我们是否应当注意,所谓涉诉信访案件就不能进入信访渠道的规定是否妥当?因为有些问题尽管已经走完了司法程序,但再通过行政控告程序解决却是应该的。比如类似上述案件,我们农权律师办理的很多案件其实都涉及这样的问题,农民因为承包地被地方政府或开发商占用打官司,一开庭,政府往往说我占地已经好几年了,你起诉我超过诉讼时效了,法庭也就往往因此判决农民败诉。但这种非法占地的行为难道就因为诉讼时效的超过就不予追究了吗?假如农民继续通过上访反映这个非法占地问题就要被拒绝吗?
    农民权利网:信访部门已经做出终结信访决定,还能不能上访,再上访是否属于违法?
    王焕申:《关于依法处理涉法涉诉信访问题的意见》中提出建立涉法涉诉信访依法终结制度。规定了“认定其反映问题已经得到公正处理的,除有法律规定的情形外,依法不再启动复查程序。各级各有关部门不再统计、交办、通报,重点是做好对信访人的解释、疏导工作。”据此,没有认为终结后再访就是违法,只是一般不再管。
    其实看看中央国务院的规定,再对照一下地方的规定,很多是地方曲解了上面的精神。
    信访部门一般不是专业法律机构,对于涉法问题的处理并不专业,其结论难免存在错误。就拿卫元喜2005年被指控伤害,绛县公安局撤案是否意味着原来的立案属于错案,信访部门的答复是不属于错案,这如果不是对法律故意的曲解,其实就是对法律这种专门知识的欠缺。你想,一个在诉讼程序中,需要专业法律人按照非常复杂的程序处理起来都不容易,而非法律人的信访部门工作人员又怎么能够具备这种能力,何况还是采用这种非常简单的不透明的没有辩论的不严谨的书面形式呢?
    附注:《关于依法处理涉法涉诉信访问题的意见》关于“建立涉法涉诉信访依法终结制度。”指出:“中央政法机关按照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和相关法律法规,修改完善涉法涉诉信访终结办法。对涉法涉诉信访事项,已经穷尽法律程序的,依法作出的判决、裁定为终结决定。对在申诉时限内反复缠访缠诉,经过案件审查、评查等方式,并经中央或省级政法机关审核,认定其反映问题已经得到公正处理的,除有法律规定的情形外,依法不再启动复查程序。各级各有关部门不再统计、交办、通报,重点是做好对信访人的解释、疏导工作。”

附件:
山西省公安厅 信访事项复核意见书

绛县公安局 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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